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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抗戰進步文化活動隨著民族解放戰爭而艱難行進。在7年多的戰斗歷程中，盡管激烈曲折，有起有落，但始終堅持斗爭，一直戰斗到抗戰勝利。其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38年5月至1942年底，是永安抗戰進步文化活動形成、發展時期。 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大批文化工作者在全國“文協”的號召下，深入前線、農村和內地，通過較多地接觸現實，以大量的、小型的、大眾化的文藝作品和戲劇演出宣傳，報道前線抗戰消息，反映人民大眾生活和斗爭，揭露社會黑暗現實，使進步文化活動同全民族的抗日救亡運動緊密結合起來，借以喚醒民眾，促進民族意識覺醒，并使他們認清形勢，樹立必勝信念。這期間，盡管經歷了國民黨兩次反共高潮，但以地下黨領導的《老百姓》報為先導，以改進出版社為中心的進步文化活動，得到了人民群眾和各階層愛國人士的廣泛支持，仍然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
《老百姓》報（五日刊），是1938年6月省會內遷永安后創辦的。主編陳培光，發行人章振乾、季永綏。陳培光當時是中共黨員，他利用在省教育廳任職的方便，組織進步青年陳啟肅、高時良、林浩藩、徐君藩、卓克淦、茅樂楠、姚勇來、沈嫄璋、徐君梅等參加編輯。始為八開單版，僅油印數百份。后因銷數激增，經多方自籌經費，從第13期起改為鉛印的四開二版。中共南平工委成立后，該報由工委直接領導，并遷往南平（社址及聯絡仍在永安），由葉康參、葉文煊先后負責編印，發行量達5000份左右。該報以宣傳抗日救亡為宗旨，文章短小通俗，觀點鮮明。“在荒蕪的本省民眾讀物中，是一株最早萌芽的茁實青苗”，“處處表現其日趨繁榮蓬勃的氣象”（徐君藩：《介紹幾種優秀的民眾讀物》，登1939年3月8日《民教指導》第14期）。由于該報政治傾向進步，很快引起國民黨頑固派注意，發行和編輯人員幾次受到威脅警告。1939年11月該報為紀念孫中山誕辰發表一篇“談話”，痛斥汪偽之流投降賣國行徑，為頑固派所忌恨而終于被迫停刊。該報雖然存在不足一年半時間，但它打破了永安當時沉悶窒息的空氣，猶如甘澍滋潤著久旱的土地和人民的心田，其影響是非常深刻的。 這一階段規模較大、影響較廣的是改進出版社。該社創辦于1939年2月，社長兼發行人黎烈文是當時蜚聲文壇的左翼作家、翻譯家。在黎的慘淡經營下，該社先后編行6種固定期刊，出版8大叢書和單行本共100余種。在其鼎盛時期，一年就銷行本版圖書雜志377000多冊，外版圖書雜志38800冊。省內設有3個營業處，3個總經銷處，省外往來同業有300余家（據《閩政三十一年》統計）。像這樣規模的文化出版機構，在抗戰時期的國統區，確是不多見的。 改進出版社編行的6種固定期刊，各具特色，尤以《改進》和《現代文藝》成就最為突出。 《改進》半月刊（后改月刊），是個綜合性刊物。1939年4月1日創刊，1946年7月25日終刊，是國統區堅持時間最長的期刊之一。先后由黎烈文、沈煉之等主編。第七卷后由倪師壇、鄭庭椿編輯。前后擔任編委的還有吳朗西、陳東帆、周學普、陳建民、王西彥、周玉津、董秋芳、葉培馨等。該刊的宗旨是“配合長期抗戰需要”，建立一個“推動內地文化的據點”，并以魯迅“辦刊物猶如推重車上峻坡”的精神，力求“對抗戰和建國兩重工作都能有些許貢獻”。由于黎烈文的聲望和同仁的努力，該刊辦得很有特色。除“盡量提供一切和抗戰有關的材料”外，也“不忽略各種專門學問的研究”。前后發表的作品，多出自名家手筆，影響甚大。黎烈文撰寫的“半月談話”，短小精練，針對現實，或評或議，鮮明有力。在抗戰發展的不同階段，先后編了不少特輯、專號，集中介紹或評述國內外政治、軍事局勢，使人認清形勢，堅定信念。該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譯作占全部作品的47.5%（共640多篇）。除大量反映世界各國人民反法西斯斗爭外，還以相當篇幅譯介各國進步作家、學者的生平和著作。如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羅曼羅蘭、狄更斯等，刊登了不少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等人的作品。這對于擴展讀者視野，激勵民族精神，繁榮文學創作，活躍學術氣氛，都產生過積極的影響。其中介紹蘇聯衛國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文章，近百篇，還精心編出了“蘇聯建設介紹”專號。編者指出：“蘇聯的人民能夠從內憂外患中克服一切困難，建立現在這樣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只有著熱烈的嘆賞，同時還要知道虛心的學習。”這同國民黨頑固派當時的反蘇論調正形成強烈的對照。《改進》發表的文藝作品也占一定篇幅。特別是《現代文藝》停刊后，增辟了“文藝欄”，不久后由王西彥主編“文藝副刊”。曾先后發表巴金、艾蕪、邵荃麟、章靳以、聶紺弩、葛琴、孟秋江、臧克家、徐中玉、季羨林、公盾等名家的文藝作品和文學理論，有一定的影響。 改進出版社還先后從省教育廳接辦《現代兒童》《現代青年》和《戰時民眾》3種期刊。 《現代兒童》（月刊），從1939年9月16日接辦，至1946年7月15日終刊，與《改進》相伴始終。先后由張文郁、葛琴、柯詠仙、許粵華和郭風等主編。該刊內容淺顯通俗，欄目眾多，圖文并茂。曾連續報道廈門兒童救亡劇團演出動態，刊登過著名兒童文學家賀宜、福建作家郭風等人的童話作品，很受少年兒童喜愛。 《現代青年》（月刊），從1939年11月10日起接辦，至1942年12月停刊，先后由陳東帆、盧茅居、卓如、陳培光、趙家欣等人主編。該刊以中學生和知識青年為主要對象。內容以宣傳抗戰為主，兼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常識。主要撰稿人有黎烈文、盧茅居、陳培光、趙家欣、高時良、陳范予、王西彥、陳友琴、沈煉之、傅依凌、施寄寒、杜菱等。邵荃麟、光未然、章靳以也常在該刊發表文藝作品。該刊的“青年園地”，曾先后刊登80多位青年作者100多篇文藝作品，并舉辦征文競賽，對鼓勵青年創作熱情，培植文藝新軍，起過一定作用。 《戰時民眾》原為旬刊，1940年1月改進出版社接辦后改為半月刊，姚勇來主編。到1941年9月停刊，后改出單行本。該刊內容通俗，適合農村宣傳和民眾口味，常報道抗戰時事新聞、人物傳記、故事，以及評話、活報劇、街頭詩、漫畫等。1940年4月編出“討汪特輯”，撻伐汪偽之流，在民眾中影響頗深。 改進出版社于1940年2月創辦的《戰時木刻畫報》，是份頗具特色的通俗畫刊，主編江則明、薩一佛。作品有木刻、漫畫、故事畫、連環畫等。主題鮮明，形象生動。丁明根據谷斯范原著設計的連環畫《新水滸》，影響較大。該刊到1941年9月停刊，后改出單行本。
▲霞鶴村黃氏宗祠——改進出版社舊址 改進出版社的期刊中，戰斗性最強、藝術性較高的是《現代文藝》月刊。該刊于1940年4月25日創刊，1942年12月25日終刊。先后由王西彥、章靳以主編。該刊是一份純文藝刊物，發行量達一萬份左右。它的創辦并成為全國有影響的刊物之一，與邵荃麟的指導、關懷是分不開的。邵當時在浙江擔任黨的文化方面的領導工作，他向黎烈文推薦王西彥來永安開辟文藝陣地，目的是“盡可能地利用國民黨的刊物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王西彥《〈現代文藝〉與邵荃麟》）創刊號和最初幾期的稿子，亦多由邵親自組稿后從浙江寄來永安。該刊問世后，邵曾寄來一封短簡（登《現代文藝》一卷二期），表示祝賀，并給予很高評價。說它“不僅可以跟全國各大文藝刊物匹敵一下，而且有些地方還顯出它的特色”。邵還對該刊內容提出四點希望：“一、保持每期都有西洋文學理論和作品的介紹”；“二、保持每期權威性的理論文章”；“三、添加文藝批評與介紹”，“特別是對東南作品的批評與介紹，并注意新作家的提拔”；“四、短論中各問題的提出應與全國文藝運動取得一致”。這些意見，對該刊后來的發展有著很大的指導意義和影響。1940年6月前后，邵荃麟因中共浙江金衢特委被敵破壞，偕同夫人葛琴輾轉來到永安，在這里蟄居約半年，先后發表不少文章和著作，對改進出版社（包括《現代文藝》）的工作有過一定幫助和影響。 因此，《現代文藝》在文藝理論建設上的成就特別突出，也是該刊戰斗性強的一個重要標志。該刊前后發表的文藝理論文章達60多篇，緊緊圍繞當時全國文藝界爭論的“民族形式”“文藝大眾化”及“暴露與諷刺”等問題而展開。馮雪峰、張天翼、歐陽凡海等都發表過很有見地的論文，有較大影響。該刊的“短論”欄，多由王西彥、盧茅居等人撰寫，針對當時論爭問題，有感而發，旗幟鮮明。皖南事變后，短論欄被迫取消，他們又以雜感、書評等形式繼續開展文藝界的思想斗爭。與此同時，對梁實秋等人鼓吹的“與抗戰無關”論，以及為法西斯特務政治張目的“戰國派”文學逆流也進行了嚴肅的批判，指出“與抗戰無關”的實質就是投降。警告那些所謂“純藝術家”和“第三種人”，不要重蹈蘇汶、周作人墮落附逆的覆轍（楊洪《關于形式主義》）。指出陳銓的《野玫瑰》是“抗戰以后最壞的一部劇作”，“在意識上它散布漢奸理論，在戲劇藝術方面，它助長了頹廢的、傷感的、浪漫蒂克的惡劣傾向”（谷虹《有毒的〈野玫瑰〉》）。有些文章還聯系斗爭現實，抨擊了國民黨的反動文藝政策，呼吁給予作家“對現實生活的深入的正視，獨立的思考，大膽的說出真理”的“言論思想的自由”（維山《文藝與政論》）。 《現代文藝》創刊以來先后發表中短篇小說80多篇，報告通訊40多篇，散文60多篇，新詩百余首，外國作家作品譯介30多篇。其中不少出自名家手筆。這些作品都從廣闊的背景上藝術地再現了抗戰時期豐富多樣的現實生活，有著廣泛的影響。 改進出版社陸續編行的八套叢書和單行本100余種，遠銷全國各地，在東南各省影響頗深。尤其“現代文藝叢刊”影響最大。前后共編出四輯（前三輯每輯六冊，第四輯僅出一冊）。多是唐弢、艾蕪、邵荃麟、葛琴、聶紺弩、黎烈文等名家文集。 這期間，原在郁達夫領導下的省政府公報室編行的《公余》（曾一度與《閩政月刊》合并改為《閩政與公余》），也曾先后刊登郭沫若、郁達夫、王魯彥、曹聚仁、許滌新等名家作品，并大量轉載著名記者范長江、孟秋江的報告文學。既報道國民黨軍隊抗戰情況，也刊登八路軍、新四軍參戰消息，同時還轉載朱德、董必武等我黨重要領導人的文章，對內地群眾了解黨的全面抗戰主張起了一定作用。這對內地群眾了解黨的全面抗戰主張起了一定作用。此外，省研究院、教育廳、銀行和省立農學院、師范、音專、師專等院校辦的刊物，也都圍繞抗日救國斗爭發表了不少好作品。他們與改進社互相配合，彼此呼應，使永安的輿論陣地基本上控制在進步文化人士手中，一度出現繁榮局面。 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統區政治局勢逐步惡化。國民黨采取高壓手段，限制和取締各種抗日活動，摧殘進步文化。這年7月，福建省把原有拼湊的“圖書審查委員會”，擴大為“圖書審查處”專門機構，并先后在南平、晉江、龍溪、福州、閩北等地、市設立分處，在連城、長汀、沙縣、邵武等近20個重要縣份設立審查專員辦公室。1942年后又增設戲劇審查業務，組建出版社，編印《福建言論動向》期刊和反動書籍。圖書審查處成立一年時間，全省先后被審查原稿的圖書雜志就達291種；已出版的圖書480種、劇本8種；被禁止或修改的25種，查禁沒收的129種，268冊（《閩政一年》1942年12月出版）。許多進步文章和作品被扣留，有的被肆意刪改。到1942年底止，先后有《戰時民眾》《戰時木刻畫報》《劇教》《福建劇壇》《劇訊》《現代青年》《現代文藝》等許多刊物被迫停刊。改進出版社只剩下《改進》和《現代兒童》一老一少支撐局面。有的作家被迫離開永安或輟筆改業。一度欣欣向榮的抗戰文化隨即趨向低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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