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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從1945年7月至1946年5月，是反動派制造“永安大獄”，進步文化活動遭受扼殺的階段。 1945年，抗日戰爭已進入第八個年頭。這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太平洋戰場上已全面崩潰。當人們盼望已久的勝利即將來臨之際，國民黨頑固派卻在福建制造了一起震驚中外的“永安大獄”。從1945年7月起，福建特務機關按照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密令，以“周璧被捕”為導火線，由特務少將俞嘉庸帶領，先后在福建全省各地大肆逮捕共產黨員和進步文化人士，瘋狂鎮壓民主革命力量，使全省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所謂“周璧被捕”問題，顯然是個掩耳盜鈴的借口。美國盟軍在日軍面臨全面崩潰前夕，曾打算在我國東南海岸正面攻擊日占區。當時駐永安的美國新聞處東南分處主任蘭德，于1945年初要劉建緒的私人秘書諶震物色一位適合對象，前往浙江與新四軍取得聯系。諶震即把在改進出版社任助理編輯的周璧介紹給蘭德。蘭德交給周的任務是傳達美新處三點意見：一是同新四軍建立聯系，交換情報；二是可提供武器彈藥和經濟援助；三是請新四軍派正式代表到永安或上饒商談。周接受任務后偕同未婚妻彭傳璽和家在浙東的劉文銑（劉金）三人，帶著美新處和永安縣政府的證明前往浙東。他們很快地于三月間同新四軍浙東縱隊取得聯系，縱隊領導熱情接待了他們，并經請示延安總部后答復：縱隊無權與美新處直接建立聯系，須由美大使館與延安商談。周等未能完成預期任務，要求留下工作。劉金是當地人被允許留下參加新四軍。周璧作為美新處代表，縱隊認為不能留。于是周璧和彭傳璽兩人由縱隊提供路費，返回永安。周、彭返回時帶了《新浙東報》《整風文獻》等一些書刊，于五月初行至浙江龍泉被捕，解送江西鉛山第三戰區長官部直屬聯絡站（特務機關），進行秘密監禁審訊。 周璧等人赴浙聯系配合抗日之事，完全是美新處所布置，本來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國民黨頑固派不但非法逮捕了周璧等人，而且借這一“事件”，把鎮壓的矛頭指向整個進步文化界和民主革命力量。這充分證明他們圖謀已久，絕非偶然。 事實上國民黨頑固派早就把永安進步文化活動視為洪水猛獸，數次伺機摧殘。1939年12月國民黨五中全會后，頑固派就借故勒令《老百姓》報停刊。1940年《現代文藝》剛問世，就說該刊登載邵荃麟的小說《英雄》“妨礙役政”，指控改進出版社“隱存著共產黨”。省黨部幾次密令追查盧茅居、卓如等共產黨員的行蹤。皖南事變后，頑固派以軍事圍剿和文化統制雙管齊下，襲擊中共福建省委機關，逮捕并殺害了共產黨員盧茅居等，強迫許多刊物停刊。抗戰最后二年，是永安進步文化活動最活躍時期，頑固派更是虎視眈眈，乘隙鎮壓。省黨部命令永安縣政府，說東南出版社辦的《聯合周報》“內容左傾”，要立即“加以封閉”。從1944年底開始，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福建版），連續發表反共文章和社論，說共產黨正“打入上層政治組織”，“深入文化機關團體，盜用公私報紙雜志發布謬論”“公然倡導其‘聯合政府’式的主張”等。要“各級地方領袖”“立刻決定對策，并且立刻付諸執行”“實行大刀闊斧的手段”“擒賊先擒王”。真可謂磨刀霍霍，血跡可見了！1945年5月，國民黨特務少將俞嘉庸到福建活動。接著《中央日報》于7月7日炮制了一個“閩省文化界通電”。文化特務黃萍蓀主編的《龍鳳》刊物也緊鑼密鼓，發表社論，污蔑“中共割據土地，非法活動，其陰謀篡竊現政權的策略，是以武力與文化為二大骨干”。漫罵進步文化界“數典忘祖，陷中華民族之精神文明于萬古不變之境”，叫嚷要“立即趕而堵擊”。 “山雨欲來風滿樓”。果然，頑固派利用“周璧被捕事件”，大打出手。7月11日俞嘉庸承顧祝同的密旨，召集省府調查室（軍統）和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中統）等頭目策劃行動計劃。他們首要的目標是永安進步文化活動的核心和骨干。次日清晨，大小特務傾巢出動，由俞嘉庸親帶部分武裝特務到劉建緒官邸，要劉以“商談公事”為由通知羊棗、諶震到省府開會，諶先到即遭逮捕，羊棗到時見機不妙，機智脫身，避進美新處。特務聞訊后立即武裝包圍了美新處，逼美新處交人。相持了幾天后，顧祝同電告重慶國民政府，由外交部向美駐華大使館交涉。這時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已由支持中國聯合抗日轉變為“扶蔣反共”，美國大使館竟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為借口，命令永安美新處將羊棗“引渡”給第三戰區而后投入監獄。
▲劉氏祖屋——《老百姓報》編輯部 同在7月12日這一天，特務們分別搜查了羊棗和諶震的住處。接著又先后搜查了東南出版社、省社會科學研究所、省政府編譯室、圖書館、省氣象局、行政干部訓練團及東南“工合”永安事務所等單位和有關人員的辦公室、宿舍。 從7月12日開始，特務們還先后在永安逮捕了王石林、李達仁、李力行、貴婉蘭、葉康參、董秋芳、趙伯衡、陳耀民、曾列明、易湘文、余敦、李達中、劉作舟、姚勇來、沈嫄璋；在連城逮捕了畢平非、楊學修；在福安逮捕了鐘尚文（駱何民）；在龍巖逮捕了陳學銓、潘超；在閩南逮捕了霍勁波、林子力、陳偉順、尤淑德；在順昌逮捕了陳文全。省府秘書長程星齡亦被蔣介石召往重慶監視，隨后被軟禁；江子豪亦被扣留審查。在“永安大獄”事件中，先后被捕、被禁、被扣達31人。 頑固派還要進一步擴大事態，繼續在各地進行大逮捕，弄得人心惶惶。不少人已被列上黑名冊，有的聞訊后暫避他處，才免遭厄難。王亞南也打了被包，做好隨時被捕準備。他在社會科學研究所全體人員會議上氣憤的說：“國民黨可以抓去我們的人，但決不能迫使我們做他們要做的事”。不久，他憤然辭職，前往廈大任教，以示抗議。 國民黨頑固派在瘋狂鎮壓進步文化活動的同時，在永安成立了第五綏靖區司令部，派重兵清剿閩西北抗日游擊隊，并用重金懸賞捕殺了游擊隊領導人林大藩等一大批優秀革命志士。 這些事實都充分證明，國民黨頑固派摧殘進步文化，鎮壓抗日民主革命力量是蓄謀已久，是頑固派企圖奪取抗戰勝利果實，繼續實行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法西斯獨裁的本質暴露。但它也從反面教育了人民，磨練了革命者。 “永安大獄”的發生，激起了一切愛國民主人士的極大義憤。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進步文化界的不少團體、機關各界民主人士，會同被捕者的親友，通過各種渠道和形式，積極進行營救活動。福建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全體同仁，聯名向省政府要求保釋李達仁；《民主報》的總編輯顏學回要求保釋董秋芳和葉康參。當時在社科所任職的章振乾、余志宏和在省府編譯室的趙家欣等人，曾為營救蒙難戰友而積極奔波，疏通渠道，使一些同志提前保釋出獄，少受囹圄之苦。 在“永安大獄”中被捕的文化戰士，面對敵人的威脅、利誘、肆虐、蹂躪，團結一致，堅持斗爭。羊棗嚴辭拒絕了顧祝同企圖用高官厚祿的收買，同難友一道向頑固派據理力爭。他還在獄中翻譯了美國作家克拉倫斯·戴的長篇小說《我的爸爸》（后由夏衍作序，于1946年11月由生活書店出版）。董秋芳在獄中積極聯絡難友，起草信件，向當局提出抗議，并吁請各界著名民主人士宋慶齡、馮玉祥、羅隆基等，監督和敦促當局根據“雙十協定”的有關條款，立即釋放全部政治犯。 正當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不懈努力下，政治協商會議于1946年1月10日開幕，在國民黨當局被迫宣布將釋放政治犯的第二天，羊棗卻被虐死于杭州監獄。消息傳出后，國內外新聞界大為震驚。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機關報《解放日報》和在國統區重慶公開發行的《新華日報》等報刊，都用醒目的標題，刊登《名記者羊棗于1月11日死于杭州獄中》的新聞，并連續報道全國各地悼念文章和各界的抗議聲明。《新華日報》就羊棗冤死獄中發表了《迅速釋放政治犯》的社論。上海新聞界于友、金仲華、孟秋江等61人聯名發表《為羊棗之死向政府的抗議聲明》，要求徹底查清羊棗遭受虐待致死原因，“嚴懲非法下令逮捕的禍首”，呼吁“立即平反福建冤獄”，釋放同案全部政治犯。羊棗胞妹、香港《大公報》駐美記者楊剛，從紐約致電全國新聞界同業，控訴蔣介石、顧祝同故意以“泄漏軍事機密”的莫須有罪名，構陷橫加，草芥人命，虐死羊棗，蹂躪人民的滔天罪行。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羊棗之獄不伸，即中國人民之生命不得保障。”美國著名作家史沫特來，著名劇作家華慈，名記者愛潑斯坦，懷特等24人，也聯名由美國紐約致電國民黨政府，對特務虐死羊棗表示嚴重抗議。上海《密勒氏評論報》連續發表《論羊棗之死》《再論羊棗之死》等文章，揭露頑固派的暴行。羊棗的生前好友及全國知名人士夏衍、田漢、柳亞子、于伶、金仲華、胡仲持、惲逸群等，都在全國各大報刊發表文章，沉痛悼念這位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作出杰出貢獻的革命烈士。 1946年5月19日，上海文化界、新聞界人士和外國友好人士以及工人、學生等1千多人，在國泰殯儀館為羊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追悼大會由郭沫若主持，會上有馬敘倫、梁漱溟、許廣平、熊佛西、金仲華、田漢等知名人士先后講了話。陸定一送了一幅挽聯：“新聞巨子，國際專家，落落長才驚海宇；縲紲蒙冤，囹圄殞命，重重慘痛絕人寰！”會后，上海及全國許多重要報刊大都發表了新聞消息。 從“永安大獄”發生，到羊棗之死和對羊棗的悼念活動，全國的抗議浪潮一浪高一浪。面對國內外輿論的嚴正譴責，國民黨當局噤若寒蟬，不得不在強大的壓力下，于1946年4月后陸續釋放“永安大獄”中被捕的部分人員，有的還拖到1948年后才釋放。 長達7年之久的永安進步文化活動，并沒有因為國民黨頑固派的瘋狂鎮壓而消失。恰恰相反，它取得了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贏得了全國人民和國內外進步民主力量的強大聲援，在更大的范圍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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