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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紅軍街（原名嶺上街梨樹下），有一處紅色革命遺址——“中國工農紅軍總部”，同時掛“朱德、周恩來故居”牌子。這是泰寧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光輝印記和代表性革命遺址，讓泰寧人民引以為豪。 由于諸多歷史因素，對其前因后果、來龍去脈鮮有人講得清楚透徹，也讓眾多黨史研究專家、參觀者存有疑義、爭議。現以歷史文獻為依據，對紅軍總部的主要問題作概貌性還原。 一、何謂“中國工農紅軍總部”？ 泰寧的“中國工農紅軍總部”，即“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司令部”。紅一方面軍 ，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蘇區工農紅軍主力部隊，是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親手締造，在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平江、湘南、閩西、贛西南、弋橫、左右江等起義部隊基礎上發展起來的，1930年8月，紅軍第1、3軍團合編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1933年5月底至6月初，紅一方面軍進行改編，實行三三制建制（即一個軍團三個師，一個師三個團，一個團三個營），下轄第1、3、5軍團，獨立第19師、獨立第1團等，在長征前，陸續又組建了紅7、9、8、10軍團。 紅軍時期，紅一方面軍指揮機關曾與中革軍委、工農紅軍總司令部有過多次合署和分設。1930年8月，紅1軍團與紅3軍團在湖南瀏陽會師組建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此時紅軍尚未形成全局性統一指揮體系，朱德、毛澤東同時領導紅一方面軍及全軍最高軍事行動；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縣成立，撤銷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并成立了以項英、朱德、毛澤東等為委員的蘇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蘇區中革軍委），與紅一方面軍一體化管理；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根據大會決議和中央執委會命令，25日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各蘇區紅軍的作戰和建設，紅軍歷史上的中革軍委即由此開始。中革軍委成立后，紅一方面軍所屬部隊由中革軍委直接領導，稱中央紅軍；1932年6月后，中革軍委隨紅一方面軍到前方；1933年5月8日，中共臨時中央在前方組織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司令，周恩來為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政治委員，而把中革軍委移至臨時中央所在地的瑞金。 史料文獻尤其是革命前輩的回憶錄，都習慣稱呼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為“紅軍總部”。這就是泰寧紅軍街革命遺址“中國工農紅軍總部”稱謂的由來。2021年，泰寧紅軍街申報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時，將名字變更為“紅一方面軍指揮機關舊址”。 二、紅軍總部為什么移駐泰寧？ 中國工農紅軍總部及紅一方面軍司令部進駐泰寧，直接目的是為了指揮東方軍第一次入閩第二階段的戰斗，也是當時王明“左”傾路線者把持操控中共中央及蘇區軍事斗爭的實證與結果。 1931年1月，中國共產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通過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取得了在中央的統治。在這一過程中，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采用一系列宗派手段徹底掌控了局面。1933年1月中央機關由上海陸續遷到蘇區，博古推動將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合并，對外稱“中共中央局”，博古當選為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從此，中共臨時中央直接領導中央蘇區的工作。 博古在取得中央蘇區領導權以后，又謀劃爭奪軍事指揮權。1933年5月12日，中共臨時中央決定增補博古、項英為中革軍委委員，規定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時，由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職務，實際上由博古等把持軍委大權，在瑞金發號施令指揮部隊作戰。通過博古等人的操縱，周恩來、朱德等紅軍創建人和卓越的軍事指揮家被排擠成為前線作戰部隊指戰員。1933年6月13日，中共臨時中央提出分離作戰的方針，實行兩個拳頭打人。紅一方面軍按照中共臨時中央的指示，以紅3軍團為主組成東方軍入閩作戰，以紅1軍團為主組成中央軍在撫河與贛江之間地區活動。7月16日起，東方軍入閩作戰，至8月4日，東方軍完成了入閩作戰第一階段任務。為進一步強化東方軍的作戰力量和效果，中革軍委調整作戰部署，將紅一方面軍的軍事指揮中心轉移到泰寧來。8月13日，中革軍委《關于紅一方面軍的部署問題致朱德、周恩來等電》指出“第一方面軍應先到泰寧，直接指揮其主力在撫河以東地區作戰”。周恩來、朱德在8月15日下達了紅軍總部和方面軍指揮機關東移泰寧的命令。 紅軍總部為什么選擇移駐泰寧？首先，從地理區位來看，臨時中央和中革軍委執意東方作戰，是希望東方軍赤化千里，將贛東北、閩西北及閩浙贛邊區連為一體。而泰寧正處于這塊廣大區域的交接點。在此設立指揮機關，東進可攻閩西北諸縣，西退可守中央蘇區核心區，北上可通閩北和浙南區域；其次，從戰斗部署來看，東方軍在完成第一階段作戰任務，取得泉上、清流、連城大捷后，中革軍委要求東方軍執行第二階段作戰計劃，北上閩北，打擊將樂、邵武兩翼敵人，消滅延平、洋口、順昌地帶的敵人，還要兼顧與江西撫東戰區的戰事及兵力策應和調動。而泰寧是中央蘇區最東部的縣，與將樂順昌等作戰目標區相鄰，也是調兵遣將進出江西的必經之地，在泰寧設立指揮機關有利于戰斗指揮和兵力集結調遣。再次，從泰寧的工作基礎來看，泰寧是原21個中央蘇區縣的成員，1931年來，紅軍已連續三年三次解放泰寧縣城，建立了完善的黨政群團組織，開展了深入全面的土地革命，群眾根基好、紅色基因強。尤其是守備泰寧的紅61團，是由泰寧等地地方武裝轉制而成，能征善戰、熟悉地形，可以承擔紅軍總部安全警備和機動作戰重任。因此，在泰寧設立紅軍總部是經過深思熟慮并行之有據的。 三、紅軍總部什么時間移駐泰寧？ 1933年8月15日，朱德、周恩來《關于一、三、五軍團行動任務給彭德懷等的指示》“我們擬十八日東移泰寧，指揮主力作戰”；同日，中革軍委秘書處《關于各兵團之作戰行動和兵站、醫院部署情況向軍的報告》指出：“我們十八日東移，因新聞消息關系，二十七日可抵建寧，二十九日可達泰寧”；而《朱德年譜》則說“（1933年）9月5日，（朱德）率方面軍總部駐泰寧”。 這就出現了三個時間點8月18日、29日，9月5日。筆者傾向于8月18日左右。主要理由是，作為軍隊，以服從命令為天職，8月13日中革軍委下達命令后，朱德、周恩來于15日的報告明確了18日抵泰的具體時間。戰爭年代，紅軍行軍往往日行百里，且東方戰線戰事仍緊，兵貴神速，指揮中樞應該很快就抵達泰寧，不可能拖到8月29日或9月5日才到。另一個證據是，陳伯鈞日記中記錄“（1933年）9月5日......到泰寧時剛剛天黑......晚，去方面軍司令部”，說明方面軍指揮機關早就在泰寧并正常開展工作了。而后兩個時間，應該是總司令部和方面軍司令部相關工作機構陸續抵達的時間。 四、紅軍總部為什么會設在陳家大院？ 《泰寧人民革命史》介紹：1933年8月中旬（8月18日左右），朱德總司令、周恩來總政委率領的紅一方面軍指揮部從江西東移，經建寧抵達泰寧，總部機關設在陳家大院里。隨總部（先后）前來的，還有總參謀長葉劍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嗇）、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國家政治保衛局長李克農、衛生部長彭真、警衛連指導員康克清等。中革軍委秘書處也相應從江西瑞金東移協助朱德總司令的工作。 陳家大院，原是泰寧陳姓鄉紳的宅院，地理位置上：背倚城中爐峰山、面朝各大街區，交通便利、可進可退、易守難攻，是駐扎指揮機關的好地方；周邊環境上：周邊是縣衙、集賢書院和孔廟等公共設施，與普通百姓居住區相對隔離，征用后保密好，可利用設施多；在空間上，單體占地2000多平方米，街巷另外一側也是大戶人家房居，加上全部可使用的面積可達6000多平方米，縣衙、書院、孔廟等，容量大，方便指揮部各機關單位、部隊醫院、總兵站入駐。因此，紅軍總部最終設在此處，現仍留存的院墻內外密集的紅軍標語、后院防空洞、爐峰山上的壕溝等遺址就是實證。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泰寧黨史研究室同志實地采訪湖南省湘潭軍分區原政委劉彬（原紅軍總部機要科人員）的實錄中也得到證實，“……當談到泰寧紅軍總部舊址時，我拿出‘陳家大院’的照片讓劉老辨認。劉老耳聰目明，一眼就看出，‘不錯，總部就在這里!’” 五、紅軍總部在泰寧駐留了多長時間？ 紅軍總部駐留泰寧的時長為1933年8月18日至1933年12月底，4個多月。是有文獻記載駐留時間較長的地方。 8月至10月上旬，有明確文獻表明紅一方面軍指揮機關駐在泰寧。如1933年9月20日的《朱周關于閩贛敵情及中央軍行動的報告》“蔣敵對我主力行動仍不明，周志群電我五軍團投誠兵供：一、五軍團均入閩，朱德亦在泰，反使蔣敵不信”；蕭勁光回憶錄“東方戰線的戰事緊張起來，紅軍總司令部移至泰寧”“此時（10月上旬），我接到回調的命令。路經泰寧方面軍總部時......”；1933年10月6日，《朱德、周恩來致項英—關于作戰部署等問題的報告》“我們尚在泰寧”；同時，還有紅星報等宣傳報道：朱德、周恩來10月7日在城區組織衛生清潔運動的報道，以及陳伯鈞日記等。 10月中旬以后，從目前公開出版的歷史文獻資料中沒有找到關于紅軍總部駐地的明確記載。有人提出，11月份后，紅軍總部遷入建寧，主要依據是《朱德傳》有“大約在11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來到前方在建寧的紅軍總司令部”的記錄。但就此斷定紅軍總部遷往建寧，仍顯武斷。主要理由是：首先，缺乏文獻依據，尤其是中革軍委、方面軍、各軍團的電文，《建寧縣革命史》也沒有明確記錄；其次，從當時的戰斗形勢來講，不管是中革軍委、還是方面軍司令部乃至各軍團，都認為收復黎川只是短期的戰斗，無須也沒必要進行總部機關的大動遷；再次，從當時的軍事地理來看，1933年10--12月的黎（川）金（溪）資（溪）戰斗，仍屬于泰寧紅軍總部實施“指揮撫河以東”戰略的一部分，泰寧的軍事通道等戰略要素并不弱于建寧等地，也沒有必要遷移總部機關。因此，《建寧縣革命史》的表述為“11月底，李德與博古到前線視察來建寧，在前敵指揮部與周恩來、朱德會晤……”更準確些，即李德前往的建寧所在地為前敵指揮部，而并非紅軍總部。 12月下旬，李德以統一前后方指揮為名，“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第一方面軍司令部的名義和組織”。12月16日項英給朱周的電文《目前的任務是堅壁清野破壞道路》“準備安全退出泰寧，委托方面軍司令部規定計劃并執行之”，及12月20日中革軍委《關于轉移突擊方向和組織三個軍動作的指示》“當三軍團向西轉移及組成新的東方軍時，則方面軍司令部即回到瑞金開始運動，大概要在二十五日開始運動”。12月底，紅軍總部遷出泰寧，返回瑞金；1934年1月初，紅軍總部與中革軍委合并，紅一方面軍仍稱中央紅軍。 紅軍總部撤回瑞金后，其舊址作為泰寧縣委機關的辦公場所，仍然保留了方面軍首長的住房。據當時泰寧縣委書記楊良生后來回憶，1933年12月，他擔任閩贛省保衛局長時，保衛局經常協助特務排保衛朱總司令來往于建泰之間的安全；1934年1月，泰寧召開全縣黨員代表大會，朱德來泰作了報告；2、3月間，在城隍廟召開了一次全縣貧農團會議，朱總司令作了動員；3月上旬，朱總司令在文廟召開紅五團34師連以上干部會議，部署將（樂）泰（寧）建（寧）沿線防御問題；泰寧縣城保衛戰前夕，朱德還來泰寧召開了一次緊急軍事會議。朱德數次來往泰寧，仍居住在原紅軍總部的陳家大院內。 六、紅軍總部駐泰期間紅軍如何分離作戰？ 1933年8月13日，中革軍委決定紅一方面軍轉入第二階段的作戰，紅軍總部及紅一方面軍指揮機關由此移駐泰寧，紅一方面軍首長于15日指示東方軍，“消滅洋口、順昌、將樂地帶之敵，并準備打延平西來增援隊，九月初準備向邵、光轉進”。8月23日，紅六師一部攻占泰寧將樂交界的萬安寨；在此后一階段，紅一方面軍指揮東方軍先后占領洋口、峽陽兩個重要商埠；隨后，指揮東方軍分兵圍攻順昌、進攻延平、包圍將樂，通過圍城打援的辦法，調動國民黨第19路軍增援，在運動中加以殲滅。東方軍作戰取得了夏道、芹山戰斗的勝利，給予十九路軍重創。但由于敵方據險而立，加上第五次反“圍剿”戰役爆發奉命回師江西，東方軍9月27日從順昌將樂撤圍。而東方軍入閩作戰期間，位于撫河、贛江之間的中央軍，基本沒有打什么大仗。僅在1933年8月底，在烏江圩包圍突襲并全殲了在這一帶修筑碉堡封鎖線的國民黨軍隊第80師所屬部隊，剿俘6000余人。 紅一方面軍在奉命分離作戰期間，雖然也取得了一定勝利，但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僅使“一個拳頭置于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而且客觀上助長了蔣介石對中央第五次“圍剿”防線的構筑，喪失了反“圍剿”準備的寶貴時間。 七、為什么說第五次反“圍剿”戰役是在泰寧指揮打響的？ 1933年9月下旬，蔣介石調集兵力50萬兵力，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由于紅軍主力均在福建作戰，國民黨軍隊基本不費力就于28日占領了黎川。朱德、周恩來于9月25日向紅1、3、5、7軍團下達《關于殲滅黎川之敵及在撫河會戰給各兵團的行動命令》，東方軍翻山越嶺、兼程疾進，于10月4日在泰寧地區集中完結，又于5日從泰寧地區出發，向黎川以北的硝石地區前進。進入戰區后，紅一方面軍整理戰報軍情，及時向中革軍委提出戰斗請示和意見建議，向各作戰部隊下達作戰命令指示，答復各軍團的作戰電報，部署攻防守備和戰斗路線。10月6日，東方軍在飛鳶于不預期遭遇戰擊潰敵軍2個團，7日，攻占洵口；22日，向資溪橋敵軍發起進攻，經4天受到很大損失，被迫于26日撤出戰斗；11月2日，方面軍首長命令3、7軍團北上金溪，力圖震動撫州，11-13日，紅軍在金溪、撫州之間的滸灣、八角亭地區同優勢敵軍展開激戰，傷亡1100余人，被迫撤出戰斗；17-19日，紅1軍團等部在云蓋山、大雄關地區阻敵進攻，遭受較大傷亡，被迫撤出戰斗；12月12日，國民黨第8縱隊向團村發起進攻，紅3軍團和紅5、紅9軍團將該敵擊潰，敵我雙方均傷亡過千，紅4、15師師長張錫龍、吳高群先后犧牲；12月20日，中革軍委下達《關于轉移突擊方向和組織三個軍及各軍動作的指示》，將紅軍主力打散，重新組建東方軍、中央軍和西方軍，轉移突擊方向。 從1933年9月底至12月中旬，是第五次反“圍剿”戰役第一階段戰役，中國工農紅軍指揮機關設在泰寧，并在泰寧集結紅3、5、7、9軍團軍力返贛作戰，全面打響了第五次反“圍剿”的戰斗。雖然周恩來、朱德等紅一方面軍首長對以博古、李德為首的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反對甚至抵制，但作為前方作戰部隊，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廣大指戰員雖然英勇善戰，但出現了戰爭失利的必然結果。泰寧作為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役的指揮地的客觀事實，不容置疑。 八、紅軍總部在泰寧還作了哪些重大部署？ 一是協調推動與十九路軍談判。國民黨十九路軍是一支主張抗日的隊伍，1932年“一·二八”淞滬會戰后，被蔣介石從上海調到福建“剿共”，被東方軍入閩給予沉重打擊。十九路軍主將蔣光鼐、蔡廷鍇痛定思痛，決定實行聯共反蔣抗日的方針，主動向東方軍發出了接觸洽談的函件。方面軍首長站在民族大義的高度，一方面做好軍事部署，保持對十九路軍的軍事打擊與震懾力度；另一方面，積極促成和談，周恩來于9月22日向項英、彭德懷、滕代遠提出了面談的具體建議。隨后，按照臨時中央的指示，推動、批準和組織了彭德懷、滕代遠等東方軍首長與十九路軍代表陳公培在延平王臺（東方軍司令部）八角亭的會談，雙方達成在東線休戰的共識。此后，19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到達瑞金，10月2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同國民黨第19路軍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規定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劃定臨時軍事疆界，恢復貿易，解除對中央蘇區的封鎖，以及釋放在福建關押的政治犯等。11月20日，十九路軍在福州籌建“中華共和國福建人民政府”，發表宣言和政綱，公開調轉槍口向蔣介石集團開火。 二是調整優化軍隊建制。在東方軍入閩作戰期間，報請臨時中央和中革軍委同意或根據指示，于8月15日命紅3軍團第6師回歸建制，調獨立紅61團加入東方軍；10月初，在泰寧新橋重新組建了紅5軍團13師師部，由陳伯鈞任師長；10月28日受命組建了紅7、紅9軍團；11月中旬，將紅7軍團第19師、第20師合編為第19師，后又于12月25日在泰寧對紅7軍團進行整編。這些軍隊建制的設立、變更、調整，適應了當時的作戰需要，優化了軍隊的資源配置。 三是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在周恩來總政委的領導下，總政治部、方面軍政治部按照政治建軍的總要求，先后制定了《中國工農紅軍兵站政治機關工作暫行條例》《中國工農紅軍醫院政治機關工作暫行條例》《關于政治干部問題給各軍區政治部的指示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訓令第七號》等系列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規范性文件，為軍隊政治思想建設及來年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打下了堅實基礎。期間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突出的特點是利用戰爭的一切有利因素，做好瓦解敵軍工作，如1933年9·18前后政治部在泰寧紅軍街書寫并至今留存的《告劉和鼎部下士兵及下級官長書》巨幅文告、大幅標語等，動員鼓動國民黨官兵停止內戰、抗日反蔣，取得了顯著效果。 四是加強軍隊后勤保障建設。紅一方面軍在指揮前方作戰的同時，仍十分注重兵站和前方醫院等保障機構建設，主要的作戰指令也必安排兵站運輸、醫療配套等工作。在這期間，建立了以泰寧紅軍總部為中心，輻射連接東方軍閩北、閩中作戰地，贛北黎金資反“圍剿”前線的兵站及醫院的基礎建設、運作機制。如8月13日的命令就確定“兵站主線改由瑞金、石城、建寧、泰寧達前方”“東方軍以五個兵站醫院隨進，后方醫院暫設寧化收容”；9月27日命令東方軍撤圍順昌、將樂，北上就敵時，明確要求“十五師（缺一團）繼續掩護兵站運輸，由彭、滕命令，其候兵站結束后逐步向泰寧城集中候命”；10月7日，周恩來、朱德親自率領紅軍總部機關在泰寧城區開展環境衛生整治，為全軍作出了表率。正是對作戰部隊兄弟般的情感和生命關懷，才能保障在惡劣環境下，部隊仍有強力的作戰能力。 九、紅軍總部在泰寧對當時革命形勢有什么影響？ 一方面，紅軍總部駐泰寧時期是紅軍軍事斗爭形勢由主動向被動轉化的分水嶺。紅軍總部駐守泰寧的時期，恰恰是“左”傾冒險主義完全統治中央蘇區、奪取軍事軍隊領導權的頂峰時期。紅軍總部入駐泰寧的深層原因是左傾臨時中央將周恩來、朱德安排到前方作戰，讓不懂軍事的博古、項英控制中革軍委，掌握作戰計劃和行動方針決定權；而紅軍總部撤離泰寧，是李德將“前方總部”撤回后方，進一步剝奪周恩來、朱德的軍事指揮權，完全控制了軍事指揮權。這一時期，也恰恰是中央蘇區軍事局勢從總體有利轉向全面被動的轉折點。第五次反“圍剿”戰役在泰寧指揮打響，遭受重挫，最后紅軍全線崩潰，被迫戰略轉移，開始長征。究其原因，是博古、項英、李德等左傾路線領導者，違背軍事基本規律，放棄紅軍積累的游擊戰、運動戰的優勢傳統，一意孤行、武斷指揮，強令紅軍以少兵力、差裝備與疲憊之師，與國民黨軍優良軍備和充分準備，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由勝利走向失敗也就成為必然，給中國革命造成巨大損失。 另一方面，泰寧紅軍總部，也是方面軍首長與“左”傾路線不斷斗爭的平臺。雖然紅一方面軍的軍事策略受到博古、李德等“左”傾路線軍事領導人的掣肘、干擾，但難能可貴的是，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在原則上執行中共中央局、中革軍委的指示和命令的同時，始終堅持真理，與“左”傾冒險主義作了堅持不懈的斗爭，最大程度地保存了軍隊本底。泰寧紅軍總部，也成為紅一方面軍首長與中革軍委“左”傾冒險領導者斗爭的另一個“戰場”。尤其是周恩來領導的隱蔽戰線隊伍，在國民黨內部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周恩來即使遠在泰寧也能迅速了解敵方行動，為作決策和提建議提供了軍事情報支撐。東方軍入閩期間，9月3日，周、朱發覺蔣軍漸向東移，有開始第五次“圍剿”的征兆，乃電中央局說明“已命令彭、滕于四日結束戰斗后，集結延平附近，準備回師”，5日又電中革軍委，再次說明回師理由，但中革軍委不同意東方軍回師；9月13日，周恩來獲知北線敵軍將逐漸向宜黃、撫州、南城三角地區集中，給博古、項英及上海共產國際軍事代表團發了《關于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的長電，要求中央同意東方軍立即結束戰斗，“迅速北上”，遭到項英的再次拒絕；9月24和25日，周恩來又兩次急電項英并中央局，明確指出東方軍必須“迅速結束東方戰斗”，“趕早北上”，“左”傾中央采納意見，但為時已晚。在赴贛作戰期間，9月28日，周恩來接連給項英及中央局發了三封電報，指出:“正面迎敵或強攻黎川都處不利””我們的戰術以調動敵軍于運動戰中給以各個消滅”，但是，博古和李德等震驚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來、朱德的提議。福建事變發生、蔣軍東調時，周恩來曾接連向中央局和中革軍委建議，伏殲經資溪、光澤入閩“討伐”十九路軍的蔣軍，藉以支援十九路軍，未獲軍委答復；12月13日，周恩來、朱德聯名向中央建議集中兵力作戰，既便于統一指揮，又能保證戰斗的勝利，但博古、李德和項英等卻答非所請，于13日至14日四次給方面軍總部發電，屢改命令，造成混亂。為此，12月16日周恩來致電博古和項英:“連日電令屢更，遲至深夜始到”，“請在相當范圍內給我們部署與命令全權，免致誤事失機。”福建事件發生后，周恩來于11月24日致電博古、項英、李德，指出蔣介石目前正推延進攻中央蘇區，抽調兵力入閩鎮壓福建人民政府，紅3、5軍團應側擊蔣介石入閩部隊。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等人也先后提出了與19路軍配合行動，并帶領紅軍到江浙一帶開辟革命根據地的建議。但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卻拒絕采納這些正確有益的建議，致使蔣介石安心調兵鎮壓19路軍。中央蘇區和紅軍錯失了借助這次事變粉碎第5次“圍剿”的良機。周恩來、朱德對博古、李德的軍事教條主義和瞎指揮進行了批評和抵制，堅持了紅軍作戰的基本指導原則，因此遭到錯誤的批判、排擠和打擊，1934年初，紅軍總部與中革軍委合并后，周恩來就被脫離軍事指揮崗位，一直到長征前，也未能直接指揮紅軍作戰。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結果證明了李德所推行的紅軍正規戰、正面戰、堡壘戰理念的破產。這條錯誤的軍事路線卻“在更多的領導干部和黨員群眾中引起了日益增長的懷疑和不滿”，這正是后來遵義會議能夠撥亂反正的重要原因。 十、紅軍總部入駐對泰寧革命事業有什么重大貢獻？ 一方面，提升與改變了泰寧在中央蘇區的戰略地位。泰寧是組成原中央蘇區最早的核心縣份之一，被譽為“中央蘇區向東挺進的戰略門戶”，紅軍總部入駐后，這個門戶地位更加顯著。1933年下半年，閩贛兩省軍事前線的焦點定格于泰寧，各類軍事部署、軍力調度、作戰指示均在這里匯集、處理、發出，周恩來、朱德在這里組織指揮了舉世矚目的東方軍入閩作戰、紅軍與十九路軍和談和打響第五次反“圍剿”。紅1、3、5、7軍團首長及指揮部均先后進駐泰寧，泰寧也成為眾多開國元勛沙場點兵的實踐地，泰寧由此在中國革命史和軍史上刻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同時，泰寧從戰爭前沿一躍而為戰略后方，紅軍中央蘇區銀行入駐于此，為“赤化千里，籌款百萬”作了貢獻；東方軍在將樂、順昌、洋口、沙縣等地戰斗所繳獲的布匹、食鹽、西藥等物資都集中到泰寧,從新區抓獲的土豪也押解到這里,泰寧便成為閩贛省等中央蘇區的物資供應中心和經濟建設的重點地區。 另一方面，促進了泰寧革命事業的發展進步。東方軍入閩作戰期間，泰寧新增設了梅口、余坊、麻嶺、澤坊四個區委、區革委會；10月25日，泰寧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城隍廟召開，選舉產生了第一屆縣蘇維埃政府班子，彭德懷到會講話。會后，泰寧形成了全縣10個區蘇、100個鄉蘇的紅色政權建制，全縣工會、少共、婦女等群團組織也先后建立發展起來；泰寧先后承擔了創建紅七軍團、少共國際師、閩中獨立團的任務,一次又一次掀起擴紅熱潮，向部隊輸送新鮮血液2000余名；還使縣、區兩級的游擊隊擴大了600多名，全縣赤衛軍達1670人，少先隊達1063人。泰寧紅軍總部入駐，開啟了長達一年的紅色蘇區時期，也是泰寧歷史上最長的紅色歲月，泰寧經濟社會發展空前繁榮。迅速開展了“分青苗”打土豪分田地斗爭，當年收獲的稻谷為歷年所罕見；紅色政權在泰寧城區興辦了不少軍需民用工廠，為第五次反“圍剿”戰斗提供了一定數量的被服、藥品和彈藥；為打破敵人經濟封鎖，泰寧專門設立了“糧食調劑局”和赤、白區貿易的“貿易處”，創辦“紅色消費合作社”、紅色飯店,建立縣革命互濟會組織，有效地活躍了經濟。蘇區醫療衛生事業依托紅軍得以快速發展，1933年秋,紅軍在城區設立了二兵站醫院,縣蘇則開設了蘇區中藥鋪等醫療衛生機構，既為部隊治療傷病員,也為蘇區的群眾看病，譜寫了軍民同心、軍地攜手的典范。 參考文獻： 1.《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編審委員會，解放軍出版社，2017。 2.《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中共江西省委黨研究室等編，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3.《泰寧人民革命史》，陳雄編，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 4.《周恩來軍事文選》，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人民日報出版社，1997。 5.《項英軍事文選》，《項英軍事文選》編輯委員會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 6.《血火鏖戰：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王新生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23。 7.《東方軍研究》中共三明市、泰寧縣委黨史研究室編，內部刊物，1997年編。 作者：江茂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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