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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日。作為一個有著紅色根脈的后方縣城，在七七事變爆發后，閩西北山城泰寧一開始就感聞到時代的呼喚，迅速融入了抗敵救亡的行列。泰寧的抗敵救亡運動與各地既有共性，更有鮮明的地方個性，尤其與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一脈相承。為了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這一偉大事件，本公眾號連載四篇由縣史志辦供稿的“中國共產黨抗戰主張的泰寧實踐”文章，以饗讀者。 胡邦憲：特殊身份下的忠誠堅守 江茂求 泰寧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最早建立紅色政權開展土地革命的原中央蘇區核心縣之一，是有著深厚革命傳統的紅色區域。中央紅軍長征戰略轉移以后，泰寧又淪為白區，但革命火種并未熄滅。盧溝橋事變后，隨著一名曾經的共產黨員擔任縣長，泰寧這一紅色蘇區在抗日戰爭時期又發出了閃亮的革命光芒。 胡邦憲，祖籍安徽，原名胡允恭，又名克波、萍舟。1902年出生于安徽壽縣一個世代務農的家庭，1920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并加入安徽省學生聯合會，因參加反對軍閥的斗爭，被勒令退學。他來到上海，做了一段時間家庭教師后考入國共合辦的上海大學。在這所革命的熔爐里，他受到瞿秋白、蔡和森、張太雷、惲代英等革命家的教育、熏陶，1923年，還在讀大二的胡邦憲由瞿秋白介紹，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夏，胡邦憲受上海黨組織派遣，回家鄉宣傳馬列主義，秘密創建黨的組織。 1925年，參加了五卅運動，同年秋隨張太雷赴廣州，任《革命青年軍人聯合會會刊》主編，后到周恩來任班主任的“國民政府高級訓練班”第三大隊受訓。 北伐期間，胡邦憲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十二師三十五團政治指導員、第五師政治部秘書、第十五軍政治部代主任，參加了祿田、汀泗橋、賀勝橋戰斗。 1927年“四?一二”政變發生后，奉中共中央指示，胡邦憲潛回上海和壽縣開展地下斗爭。 1929年秋，中央軍委任命他為駐煙臺中央軍事特派員。次年，他的身份暴露，不得已退回上海，任江蘇省委軍委秘書。遵照周恩來指示，他在上海創辦“秋陽書社”作為黨組織的秘密聯絡點，不久，由于叛徒告密，書店被查封，他被捕入獄，關押了40天才釋放。 1930年秋，黨中央派胡邦憲赴山東工作，歷任青島市委宣傳部長、濟南市委書記、山東省委宣傳部長、山東省委書記等職。 “九?一八”事變后，他在山東各地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斗爭，直到1932年4月被王明以“莫須有”的罪名解除職務。 1932年5月，胡邦憲奉調回上海向黨中央報到。但他到中央交通局后，幾次找主持聯絡工作的李竹聲（后被捕叛變），李都避而不見他，胡邦憲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排擠出黨了。 胡邦憲無奈去了福建，和同樣與黨失去聯系的葉挺一起，聯絡十九路軍反蔣。“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胡邦憲被派往新組建的興泉省任公安局長，他在泉州給警察開馬列主義課，公開宣傳抗日反蔣。“福建政變”失敗后，他隨福建政府的主要領導撤退到香港。 1934年5月，靠李濟深、陳銘樞資助，他又轉赴日本。飄零海外的胡邦憲，仍然堅信馬列主義，宣傳革命道理。 1934年，受李濟琛、陳銘樞等人之托，胡邦憲回上海組建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上海分部。由于叛徒出賣，他再次被捕。 1937年，胡邦憲經朱蘊山先生營救出獄后再度來到福建，當時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秘書長程星齡的思想都比較進步。5月，他被任命為泰寧縣縣長。 1938年，接到新四軍軍長葉挺密信，請他到安徽組織抗日武裝力量，配合皖南新四軍行動。他立即辭去泰寧縣長。回安徽后，胡邦憲先被任命為第三抗日游擊大隊總指揮，但遭到國民黨右派阻擾，1939年4月轉任懷寧縣縣長，后因掩護地下黨人獲疑于當年12月被免職。因聯系不上新四軍，安徽局勢又惡化，胡邦憲不得已重回福建。他先后被委任為明溪、同安、福安縣縣長。 1946年，中共福建省委批準恢復了他的黨籍，實現了他晝思夜想的宿愿。抗戰勝利后，臺灣光復，陳儀出任臺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接連邀請胡邦憲去臺灣任職。經請示中共福建省委同意（中共福建省委委任其為駐臺“掩護特派員”），1946年4月胡邦憲到了臺灣，擔任臺灣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 1948年6月，陳儀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胡邦憲受命直接找陳，策動起義。但陳儀犯了致命的錯誤，鼓動學生湯恩伯一起起義，結果被湯告密，蔣介石先下手，將陳儀囚禁，后將其殺害。 新中國成立后，胡邦憲出任福建師范學院院長。1951年審干中他受到不公正的停止黨籍的處理，1952年調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在“反右”和“文革”中，胡邦憲都受到沖擊。1983年1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恢復胡邦憲黨籍，黨齡從1923年算起。1985年，中央組織部批準胡邦憲享受國家機關副部長級待遇。1991年6月，胡邦憲同志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89歲。 胡邦憲的泰寧抗戰實踐 從1937年5月到1938年9月，胡邦憲在泰寧任職16個月。剛到任不久，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蘆溝橋通電》，號召全國同胞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胡邦憲就全身心投入抗戰救亡全面動員，將泰寧施政演化成中國共產黨抗戰主張的“泰寧實踐”。 組織抗日救亡團體。盧溝橋事變后，國民黨當局在全省各地成立“抗敵后援會”，發動群眾共同抗戰。但由于國民黨推行片面抗戰路線，各地“抗敵后援會”往往是個擺設，只能做些表面工作，“七·七”盧溝橋事變后的當月，胡邦憲立即主持成立了“福建省抗敵后援會泰寧分會”，兼任分會副主任（主任為國民黨泰寧縣黨務指導員廖驊）。 1938年春，胡邦憲親自牽線由縣抗敵后援會出面組織，并邀請離職老縣長、杉陽中學校長等縣內知名賢達發起，成立“杉陽抗敵吟社”，開展抗日詩歌創作；在他的引領下，縣黨部書記長薩福臻在1940年發起成立了“抗敵劇社”，兼任劇團團長。正是有了這些地方官長牽頭的抗敵社團，全縣抗日動員在組織機制上有了聯結官民兩方的強力抓手。 保護共產黨有生力量。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為實現所謂“抗戰建國”的目標，成立一系列地方（行政干部軍事）訓練組織，開展軍事訓練，即所謂“干訓團”，吸引了大批抗日青年參加，中共也委派黨員加入或在此發展黨員，促進和平統一抗戰，國民黨嚴密控制我黨的滲透。 1937年，有“福建省干部訓練團”的地下黨員張文衡、關壽康等4人被捕后脫逃到泰寧。胡邦憲冒險救助，以公款支付路費并自掏腰包資助零用，護送其至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最終由李克農轉送延安抗大。縱觀其福建各地任內，胡邦憲每到一縣接任縣長，第一件事就是釋放“政治犯”，遇有國民黨政府密電要求逮捕我地下黨員時，常常是先秘密派人通知他們逃走，然后再例行公事應付；其后來在同安縣長任上鎮壓漢奸組織、清除通敵警備隊，在明溪縣長任上分化瓦解大刀會等，都是以維護和促進抗戰的名義，“孤立頑固派、爭取中間派”，減少反共摩擦。此舉使我黨的干部力量免遭殘害,彰顯了其維護統一戰線的立場。 發動全民抗戰支前。抗戰爆發后，胡邦憲立即參謁位于城東二王棟的“畫網巾先生”墳冢，并捐俸150元，委托江一峰主持修復基亭、基道，借其拒剃發留辮、寧死不屈的事跡激勵民眾抗日決心。為悼念為國捐軀的抗戰烈士，由其提議，特地籌備并由后續者建造完成一座“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 1938年，上青鄉上溪頭村青年肖水木在江蘇省寶山縣太平橋陣亡后，胡邦憲親書挽聯一幅，送到他家鄉的祠堂中懸掛，挽聯為:“壯哉！敬君一個健兒愿拋頭顱捍衛祖國，行矣！率我全縣民眾誓將血肉收復山河。”將歷史與現實英雄氣節轉化為抗戰精神資源，激發全縣人民的抗戰血性。 除了自身振臂疾呼，胡邦憲更注重開展全社會全員動員。1938年8月，胡邦憲邀請“省抗敵后援會”宣傳隊深入泰寧山區宣傳抗日，第一次在泰寧放映了無聲電影，令泰寧民眾大開眼界，收到了宣傳鼓動效果。他親自做工作、下任務，各個抗敵團體迅速行動起來，社會各界集會、游行、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抗議日本侵華的活動持續開展。“仇貨拍賣活動”、抵制日貨的活動迅速推開；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口號下，全縣籌募慰勞捐款18.0397萬元（法幣）匯到前線支援抗戰，人均達4元。這些宣傳活動有如戰鼓號角，全縣的抗日激情被迅速點燃起來，喚起了人民對日寇的強烈仇恨。例如，“抗敵劇社”成立后，排演宣傳抗日的話劇、歌劇，走上街頭，深入農村圩鎮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牛頭嶺》、《送郎當兵》等一批抗日救亡劇目。城區勝二村青年李永祿看完演出后，當場就報名應征入伍。通過依靠群眾的模式，“發動了抗日的人民戰爭”。 加強戰備與戰爭動員。在戰爭動員方面，他調整了警備建制，將縣內的警察隊伍與民間的自衛組織進行整合，開展軍事集訓尤其是青壯年的培育，應對戰爭爆發的可能，在他離開泰寧不久，泰寧抗敵自衛團司令部(不久改名為社訓總隊)，就建立了起來，1940年又在嶺上街中山紀念堂設立了防空監視哨所，在爐峰山頂設立了警報臺，以防止日軍飛機的空襲。他加強戰時的生產自救與經濟開發，努力建立戰時自我保障體系，他倡導開展墾田制度，開墾荒地4434畝，發動軍民開荒種菜、自力更生，生產自給，其后，在同安縣長任上，更是組織國民兵團搞生產，被國民黨右派誣為“將延安搬到同安”。 民國26年（1937）7月，胡邦憲將縣里婦女家事補習學校進行改組，創辦戰平結合的抗戰職業學校，設家事科和農作科，面向全縣男女兼收。 他將抗戰職校作為動員全民抗日新的陣地，安排學校老師在大量傳播抗戰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流亡三部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事急了快把日本來打倒》、《黃河頌》、《打倒日本鋤漢奸》； 國文老師則大量選用革命愛國文章作為補充教材，如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和上海淪陷時大公報的《與讀者告別書》，巴金的《給山川鈞先生的一封信》； 經常組織學校學生舉辦開放式演講、歌詠、表演、話劇等抗日救國主題宣傳；組織學生開展防彈、防毒、防奸的防空演習等等； 規定學校學生一律在校住宿，每天清早天還未亮，老師就帶領學生集隊穿街竄巷，一邊跑步一邊高呼抗日口號，歌唱救亡歌曲，藉以喚醒同胞共赴國難，齊心協力一致抗日。 泰寧抗戰職業學校雖只開辦僅兩年半，但卻是泰寧抗日救國的傳聲機，培育抗日志士的大本營，在廣大青年的政治引導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1939年10月至1942年秋的5年中，泰寧共有1426名適齡壯丁走上抗日前線，其中李光華、黃子清、梁旺業、黃祥旺、黃祖賢、丁得勝、肖水木、楊文標、楊基德、鄧成魁、許有柏、吳金鶯、江英水、江生和、鄒榮生、馮西木、楊世英、廖求林、曾阿燕、謝細茍、張九端、周遠生、廖德全、童運福、李勝旺、江有明、曹生標等一大批人犧牲在抗日戰場上，光榮地為國捐軀。 歷史功績 不管是在泰寧任上的16個月里，還是在福建各地的十年時間里，胡邦憲高舉抗日旗幟，以合法身份，做了大量有益于黨和人民的工作。 他身為國民黨縣長，但處處按我黨意圖辦事；雖已與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系，但其施政舉措深刻契合中國共產黨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張及對黨員的具體要求。具體體現： ◆ 在政治層面，維護統一戰線，保護黨的力量； ◆ 社會層面，加強全民宣傳，聲援前線抗戰； ◆ 精神層面，弘揚民族氣節，強化抗戰意志； ◆ 經濟層面，堅持發展生產，安置難民，自力更生。 正是在他的領導與組織下，泰寧的各項救亡活動開展得異常活躍，貢獻較為突出，走在了閩西北各縣的前列。在他的率先垂范下，抗戰期間的各任國民黨黨政領導也見賢思齊，紛紛效仿，成為開明賢達的抗戰民主人士。也讓泰寧的紅色革命從蘇區延續到抗戰時期。 泰寧的抗戰實踐，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強大精神凝聚力，是全民族抗戰的核心力量，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者：江茂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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